西安理工大學高科學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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黨史故事|香港秘密大營救

      1941年12月25日,港英當局向侵華日軍投降,繁華的“東方之珠”陷入無盡黑暗。由于當天恰是西方圣誕節,因此史稱當日為香港的“黑色圣誕節”。香港淪陷后,被困在港的愛國民主人士、文化界進步人士陷入危險境地。危難之時,中國共產黨挺身而出,周密籌劃,千方百計組織了秘密大營救。

  抗戰爆發后,鄒韜奮、茅盾等許多愛國文化人士先后輾轉到香港進行抗日救亡活動。香港一時間成為群英薈萃、人才濟濟的抗日文化中心。日軍占領香港后,大肆搜捕這些愛國文化人士,還在報紙上刊登啟事,“尋找”茅盾、鄒韜奮等人。他們甚至還在戲院、影院中打出幻燈告示,直接點名夏衍、蔡楚生等人前往半島酒店“會面”。

  在多方呼吁下,國民政府在香港徹底淪陷前才倉促派出飛機,信誓旦旦要將文化精英接回國。然而,當眾多記者蜂擁前往重慶機場準備迎接歸來的文化人士時,卻發現飛機帶回的多是國民黨的“皇親國戚”以及他們的保姆、侍從,甚至還有多條家犬。一時間群情鼎沸,“人不如狗”等諷刺文章競相刊載于報刊。國民黨對此除反復“辟謠”外,再無實質有效的營救行動。

  絕望之時,中國共產黨毅然肩負起了營救民族文化精英的重任。1941年12月,周恩來兩次急電在香港的廖承志等人,“應將在港朋友先接至澳門轉廣州灣,或先赴廣州灣然后集中桂林。”這里的“朋友”指的就是滯困在港的愛國民主人士、文化界進步人士。周恩來對撤退工作做了具體布置,并特別指出,許多重要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都是民族精英,必須不惜一切代價、不怕困難、不惜犧牲,想盡一切辦法把他們營救出來。

  接到指令后,中共南方工委、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、東江縱隊等黨的組織和所領導的武裝力量迅速部署,制定了縝密的營救計劃,規劃了經九龍和經澳門兩條營救線路。廖承志等中國共產黨人依據營救方案迅即聯絡了柳亞子、廖沫沙等文化人士,組織他們疏散隱蔽。

  大批人員的轉移從1942年1月5日開始。當天,夏衍、金仲華等16人即通過澳門路線進行撤離,此后每天都有一批文化人士離開香港。1月9日,茅盾、戈寶權、胡繩等幾十位文化人士扮成“難民”,由交通員李錦榮帶領,避開日軍崗哨和檢查站,集合到銅鑼灣避風塘的海上交通站。第二天一早,這些文化人士又分乘小艇,趁巡邏日軍換崗之機,疾駛渡海,終于安全抵達九龍營地。隨后,茅盾等人在游擊隊員的護送下,躲過日寇特務的搜捕,穿越土匪橫行的荒郊野嶺,抵達位于廣東白石龍的東江縱隊駐地。接下來的幾天里,胡風、丁聰等眾多文化人士也陸續抵達。最終,這場秘密大營救共營救出滯困在港的愛國民主人士、文化界進步人士及家屬800余人。

  文化人士抵達東江縱隊駐地后,大都在此逗留了一段時間,有的一直待到農歷新年。他們白天或參加游擊隊的宣傳工作,或進行抗日文學創作,或體驗游擊隊員的生活。夜晚,他們常和游擊隊員們一起舉行聯歡會,互相激勵、苦為樂。

  1942年2月14日是農歷除夕。由于日軍在此之前撤出了惠州,地方黨組織立即在惠州設立了交通站和接待站,打通了到韶關、桂林的交通線。組織決定除夕當天先將茅盾、張友漁等人護送轉移至惠州,鄒韜奮等其他文化人士暫留游擊區共度新春。

  除夕當天,茅盾等一行20多人就在地方黨組織的接應下出發了。眾人冒雨艱難前行,直到凌晨才抵達惠州。胡繩曾有感而發以《東江》為題作詩一首,表達當時顛沛奔波的心境。“又是倉皇萬里行,嶺南春半半陰晴。東江船女歌如哭,月黑波深待曙星。”歷經滄桑的中國,“曙星”何在?是當時愛國文化人士心中最深沉的思索。茅盾也著書《脫險雜記》,并稱此次營救行動是“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”。

  鄒韜奮等人后來回憶起在游擊區過除夕的情形,依然十分激動。“縱隊政委林平代表全體指戰員向大家祝賀新春,鄭重熱烈地代表黨中央對大家進行慰問。”“大家起立鼓掌,一面接受慰問物品,一面拭著激動的眼淚,看著,笑著,想著延安黨中央,久久不能平靜。”

  對于這段驚心動魄的往事,夏衍曾評價道:“大營救表明了黨中央、南方局對知識分子的關懷。大營救以生動的事實,說明了共產黨人和游擊區軍民在萬分困難的環境中,舍生忘死地執行統戰政策的史事。這是真正的肝膽相照、生死與共。”


  編輯:梁雨欣 呂妍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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